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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仪三:有更多我不知道的地方消失了

2019-02-21 09:34 来源:南方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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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摘要:阮仪三:有更多我不知道的地方消失了,情侣们联军竞报,千刀万剁领导核心新词语。

阮仪三(谢子龙/图)

(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14日南方周末创刊35周年特刊·南周面孔系列)

“2017年,我救了四个地方,但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地方消失了。保护古城,不能仅仅靠人,要靠整个规章制度,靠整个社会认识的进步。”

2019年,阮仪三85岁,山西平遥的古城墙639岁。这座古城能将古代中国的城市格局完整保留到今天,却得感谢这个“晚辈”。

1980年,平遥是这位同济大学建筑学者考察的一站。他看到城墙被扒开一道数百米的口子,180栋明清建筑已经在推土机下“香消玉殒”,连忙找到了平遥县政府,要求“刀下留城”。

平遥之后,他又陆续保下了苏州、周庄、丽江等古城,直到今年如此高龄,已身为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的他,仍常常飞到一线去“抢救”古建筑。这样的努力既有成,亦有败。

“平遥我按下来了,但和平遥保存得差不多完好的太谷、新绛、祁县、忻州等几十个古城,它们的城墙在八十年代被陆陆续续拆除。”阮仪三说到这儿,有些痛心。

反对大拆大建、保护历史遗产,早已成为共识,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轮番上演,令阮仪三忧心忡忡。而让他欣慰的是,一些传统精神正在以古城为载体悄然复苏,一些新事物则令古城重新焕发生机。

园林又回来了

建筑即历史,它承载着人们观念的变迁。

阮仪三对古城的特殊感情,源于他生长的苏州城。吴侬软语,小桥流水,共同构成了他的童年记忆。古代规划师们通过梳理水系,将苏州这个卑湿之地改造成鱼米之乡,也奠定了苏州延续千年的枕水而居的风貌。

阮仪三推崇伍子胥营造苏州时“相天法地、相土尝水”的智慧,在他看来,人与水的平衡在现代被打破。“苏州从来没发过大水,1972年就发大水了。为什么?当时为了建马路,把河填了。苏州的河道原来共有59公里长,后来被填的只剩下32公里,大雨一来,无法自由地泄入太湖,把城市淹了。”

改革开放后,苏州经济发展很快,一直保持江苏省GDP第一,随之而来的是摩天大厦与粉墙黛瓦间的争夺,这差点是摩天大厦一边倒的胜利。让苏州人引以为傲的古典园林快速消失,前街后河、双棋盘格局的古城危在旦夕。

1986年,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台,阮仪三是保护专家委员会的重要一员。规划确定,古城内限制发展,在古城外设立新区。为保护古城风貌,古城内的建筑不得高于24米。“这个高度标准怎么来的?苏州北寺塔高76米,不能高于它的1/3。”

“这两年出现了新的情况,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报道。”他喜形于色,“苏州古城里面出现了一百多个新建的、古典式样的园林,有的甚至是拆了洋楼建园林。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审美也上来了,不再觉得只有洋楼才是好东西。”

也许是因为有“早上皮包水、晚上水包皮”的早茶、泡澡生活节奏,与苏州相距不远的扬州,园林复兴更蔚然成风。小小的扬州古城内居然也新修了一百多座古典小庭院,阮仪三曾到一户扬州人家做客,主人不仅带他看自家新建的园子,还点上香炉,烹茶抚琴招待他。以园林为载体,古代文人的风雅生活也复苏了。

在他看来,苏州、扬州古城的保存,给这种古典园林复兴留下了基因。形而下而言,个园、拙政园、狮子林们的存在,让新园林的营造有了参照系。形而上来说,城市文脉依附着建筑而得以幸存和延续。


2013年7月4日(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)

古镇的进化,孤立的遗址

曾经,周庄和乌镇是最为人诟病的水乡,原因无外乎“过度商业化”。阮仪三劝人们不要着急:只要古建筑保留下来,旅游业会自我进化的。他看到,越来越多的人在周庄能待一星期,“什么也不做,就是坐在街边啜茶、发呆,这证明旅游已经从卖特产、划船的观光阶段进入了体验式阶段。”

他更看到,周庄吸引人的不再只有特色小吃,还有每晚上演的昆曲,以及水上表演《四季周庄》,“周庄本身能够支撑出来新的内容,这是周庄的文化底蕴”。

而乌镇除了传统的旅游业外,近年来还举办了乌镇戏剧节、乌镇互联网大会等等文化、科技活动。这正是稽古维新——传统文化的载体吸引着现代文化进驻。

阮仪三曾带着24个现代艺术家去福建延平的乡村,“他们对土坯房很感兴趣,到了就开始创作,把现代艺术与传统结合起来。很快这个地方就旺了,老百姓家里改成民宿,经济也繁荣了”。

“有人说现代的东西和古代格格不入,我说,错了,重点在人。只要人能做这个事情,什么事情都可以把它结合。”

虽然有着这种种观念进步,但传统文化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。在阮仪三看来,整个社会在对待“保护”的意识上,仍存在某些不足。

“现在比以前好的地方在,大家都晓得了文物要保护,但如果仅仅保护文物本身,而不去保护文物所处的历史环境,那还是概念上的误区。”他强调。

最令他心痛的,是上海四行仓库周围环境的改造。四行仓库是十七路军与日军血战的战场,建筑本身乃至墙上的弹痕都完整保留下来了,可周围的环境都被拆掉了。四行仓库旁本有条“宋庆龄小道”,是宋庆龄慰问驻守军队走过的路,也因拆迁化为齑粉。

“同样的例子还有中共一大会址,只保留了会址建筑,但周边的老住宅区被改成了商业区,实际上,正因为在居民区里,中共早期领导人才选择在那儿开会。现在会址成了广场上一排孤零零的小房子,周边环境都变了,会增加后人理解历史的难度。”

于是在2017年上海老火车北站即将改造,老北站周围珍贵的石库门民居正位于四行仓库所在地段,阮仪三急忙向上海市主要领导写信,再次上演“刀下留城”。

“在上海这样一个文明程度相对高的城市,依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,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。”他感叹,在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中,保护往往是弱势的一方。“2017年,我救了四个地方,但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地方消失了。保护古城,不能仅仅靠人,要靠整个规章制度,靠整个社会认识的进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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